今天是伟大的思想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逝世100周年。我们选取了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马丁·阿尔布劳的新作《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角色》中对韦伯的中国研究之评论文字，以示纪念。
就我们了解的情况而言，韦伯学习了俄语和希伯来语，从未打算学习汉语，但是他对中国的兴趣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他神经衰落状态好转之后，于1904年重新工作，随即开始了解中国。他的这一兴趣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终止的1920年，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黑暗岁月中，他也在埋头研读相关文献。
他的研究成果《儒教与道教》以单行本问世，这让他在这方面的长期工作实际上有时候被遗忘和被忽视。但是，他后来的研究常常提及中国，可以与此相比的只有他对印度宗教的类似研究。
我希望强调的是，韦伯将中国纳入了他后来进行的所有研究工作中。他当时正在撰写那时所称的普遍历史。他研究中国以便理解他那个时代的世界及其发展方向，特别是理解西方资本主义蔓延全球的原因。他采用的研究中国的方法被用于其他研究。
他考察了巩固或改变西方国家社会涉及的主要社会实体。他从利益、知识、价值观和伦理的角度，分析了它们的作用以及它们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他指出源于——甚至限制——其行为自由的过程，从未忘记环境和人类自然能力中物质因素的因果联系。
在他所称的的社会学基础中，他重点描述了基于村庄的大家庭、城市行会、全社会的官员、僧人和朝廷。他还强调中国某些没有出现的事物：没有教堂，没有城市公司，没有工商企业。
与他同时代的维尔纳·桑巴特1906年解释了美国没有出现社会主义的原因；韦伯与之类似，对那种反事实历史深感兴趣。但是，韦伯的重要目的是解释，为什么西方式资本主义没有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出现？
对韦伯来说，西方的关键促成因素是新的清教工作伦理的出现，该伦理实现了万能的上帝的目的。他将一种革命性理性主义引入经济生活：今生努力工作，为了来世的生活。
在中国没有与之对应的宗教思想存在。韦伯认为中国人拥有自己的伦理理性主义，但是目的取向完全不同，崇尚的是儒教鼓励的对今生的理想之人的完善。这种适应世界的伦理为中国官员们的利益服务，但是在动机层面上并不产生清教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的那种力量。
后来只有对韦伯清教伦理论点的批评超过了对其关于中国经济伦理论述的种种批评。或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一指责：韦伯低估了儒教中促进改良、改善人的状况的因素。不过，不太有理的一种批评理念是说，韦伯否认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他的论述符合19世纪的西方对一个陷入传统之社会的僵化看法。但是，他对有效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详尽描述为后来的改变提供了充足空间。他以西方经验为基础，发现中国历史上存在大量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其中包括早期使用的货币、史无前例的人口增长、富于传奇色彩的探索精神、勤奋态度和工作能力、经济理论、金钱兴趣、利润追逐、民众令人难以置信的吝啬心态。
韦伯还注意到中国人在技术方面“相当不错的”创新能力，其中包括他们发明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然而，这些都是经验层面的成就，支撑它们的不是理性科学，而是另外一种全然不同的理性化，与笼罩在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魔法和迷信无不相关。
他将那种集风水、黄历仪式、占星术和传统医学为一体的复杂信念称为“魔法（magical）‘理性’学问的上层建筑”——中国古代官员们参与的一种“理性化”。到了20世纪，他认为经济理性的最大障碍正是那种魔法信念的蔓延，而不是宗教伦理的缺乏。
对比之下，清教和科学在西方让世界去掉了神话色彩。他阅读和撰写关于中国的著述越多，越来越强调他所称的“魔法花园”以及它对日常生活——包括经济活动——的影响。但是，即使那种无所不及的影响最终也不能抵挡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它与中国清朝官员们的巨额财富结合以后，铁路开始在中国修建，传统障碍随之被克服。他在《经济通史》中写道：
一旦中国清朝官员们发现可以获利的机会，那些困难便突然不再是不可克服之物。现在他们摇身一变，成为铁路的主要股东。长期看来，没有什么宗教伦理信念能够阻挡资本主义的进入……但是，它能够超越魔法障碍这个事实并不证明，真正的资本主义可能源于魔法发挥如此作用的环境中。
一旦中国清朝官员们发现可以获利的机会，那些困难便突然不再是不可克服之物。现在他们摇身一变，成为铁路的主要股东。长期看来，没有什么宗教伦理信念能够阻挡资本主义的进入……但是，它能够超越魔法障碍这个事实并不证明，真正的资本主义可能源于魔法发挥如此作用的环境中。
以上评论完全符合他对西方和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解。清教最初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基础。但是通过排斥流行的迷信，排斥对宗教奇迹的信念，排斥教会作为上帝的创造物的信念，清教也对西方的祛魅过程做出了贡献。到韦伯生活的那个时期，资本主义已经踢开了清教给予的伦理基础，并在中国克服了来自传统准则和做法的抵抗。那时，资本主义可以利用韦伯列举的中国文化中对自身有利的所有其他因素。
在研究中国的过程中，他对东西方之间差异的反思从宗教转向理性。引起他重新关注的正是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质。西方理性主义延伸到法律、音乐、建筑、国家制度，当然还有资本主义。理性化是理性主义发展的产物，集中了精确计算、逻辑论证、遵守法律、考虑事实和周密计划，理性化和理性主义两者相得益彰。
只有在西方，理性化才能如此全面地覆盖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被视为一种威胁，一种黑暗未来，并且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束缚。韦伯认为，后来在西方被视为与现代性同样重要的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质是他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在对“世界祛魅”的评述中，韦伯加入了一些在现代性中看到个人自我表达的凄凉前景的论者行列。他认为社会动荡和大民主是资本主义依赖自由劳动，加之批量生产和城市化所导致的直接结果。
议会民主制度是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但是韦伯对没有激励型领袖的议会民主没有什么信心。因此，他认为很可能出现大众的非理性和卡里斯玛型领袖。官僚制、资本主义、宗教伦理，这三个巨大结构约束个人生活，并影响民族国家的未来。但是，理性是存在于它们之中的一种力量。它不断积累，有时让它们互相联系起来，有时将它们分裂开来，同时创造主导历史进程的更强大的实体。韦伯认为，这一点可以总结为理性化，这是他那个时代的世界正在发展的方向。
在所有这些发展中，韦伯看到了将要出现的未来。我认为他的洞见依赖其分析方式的深奥特征，无论就长期分析还是短期分析来说都是如此。他针对短期分析提出的最重要的预测当然是这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协约国在《凡尔赛条约》中强加给德国的条件必然会引起强烈反应，其原因除了贫穷之外，还有民族尊严感。
他认为那时的民族国家是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载体，是那个时代最强有力的组织。将人民与国家联系起来的纽带是国家在参与主导国际秩序的民族之间的竞争时的力量源泉。
这些观点与他那个时代相关，他对即将出现的时代的预测给后来的论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有人将后来出现的结果归咎于韦伯的预言。当然，韦伯的论契合了希特勒的上台。但是，如果认为韦伯为希特勒掌权铺平了道路，将纳粹主义的邪恶行为归罪于韦伯，那就太荒谬了。对德国的反犹太论、种族主义以及领土野心，韦伯持排斥态度。他的主要关注点是如何保留德国的强大政治秩序，以便维持德国文化，确保德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世界历史角色。
对韦伯来说，确定世界历史方向的正是集体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力是通过民族国家来实现的。这就是他1916年如此阐述的原因：
德国必须是一个强国。我们必须让它参与这场战争，必须让它在决定每个国家未来时拥有发言权。
德国必须是一个强国。我们必须让它参与这场战争，必须让它在决定每个国家未来时拥有发言权。
这本身并不涉及权力问题，而是为了实现德国文化包含的价值观。面对历史抉择，国家承担责任。国家领导人肩负这样的责任。韦伯强调说，如果国家要完成历史使命，负责任的领导人对个人和整个阶层而言至关重要。将国家使命与个人责任结合起来，这是他根据个性化方式建立集体机构的最清楚的例证。
【摘自马丁·阿尔布劳著 严忠志译 《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角色——走向全球领导力理论》，删去了部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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